文：张颖

来源：毒眸

35年前的一个下午，冯小刚第一次见到王朔，几杯酒下肚，两人成了朋友。

王朔手把手带着冯小刚走上了创作的道路，才有了《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两部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后来，拿着王朔的小说，冯小刚拍出《甲方乙方》，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也拉开了内地影史贺岁档的大幕。

搭着王朔，冯小刚又认识了刘震云，并把他的作品改编成了《一地鸡毛》《手机》和《一九四二》。在这之后，冯小刚坐稳了中国导演第一梯队。

刘震云与冯小刚

“文学是大树，电影是果实。”2012年《一九四二》上映的上影节论坛上，冯小刚说。

但短短几年，这颗果实就变了味道。郭敬明、饶雪漫、张嘉佳等青春伤痛文学、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被搬上大银幕，一边收获滔天的骂声，一边疯狂吸金。文学和电影的关系，正在逐渐被重新定义。

“也有很多作家写得很好，只是没有被看见。为什么没有被看见？就是你根本没有想去看它，你看到了一个能让你挣钱的东西、很快能变现的东西。”改编自双雪涛小说的电影《刺杀小说家》上映后，他谈了谈自己对当下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理解。

“电影和文学本来是兄弟，现在这两个兄弟住得原来越远了，从这个街住到那个街去了，互相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这难道不是很危险吗？”

“笨蛋才忠于原著”

不只冯小刚，张艺谋、陈凯歌在内的许多第五代导演，都是文学改编的受益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毕业没多久的张艺谋读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后喜欢得不得了，觉得这就是自己要拍的电影。听说莫言在北京，当时还在西安体验生活的张艺谋生怕版权被人抢走，穿着一身农民的戏服赶到了北京。

莫言后来调侃，当时见到的张艺谋晒得黢黑，衣着破烂，像极了他们村生产队的队长，当场就决定把改编权交给他。张艺谋受宠若惊，彼时他还没什么名气，没想到莫言会这么信任自己。

莫言与张艺谋

《红高粱》的拍摄过程并不容易，莫言全程参与。

剧作上，一起写了长达6万字的剧本，但拍的时候张艺谋的工作本删的只剩下2万字，张艺谋问他改编需要遵循什么原则，莫言说没有原则，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张艺谋不会种高粱，几百亩高粱地马上要废了的时候，又缠着莫言指导他怎么种高粱。

后来《红高粱》成了，在1998年的柏林拿了金熊大奖，张艺谋在国际上一战而红，莫言的名字也跟着声名远扬。

《红高粱》剧照 图源豆瓣

1993年张艺谋看过余华的《活着》后，再次彻夜难免。他找到余华提出想做改编拍成电影，授权费2万5千元人民币来表诚意。两万五在余华看来，是一个天文数字。《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苏童的《妻妾成群》时，有四千块的授权费，当时苏童已经觉得“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

《活着》在戛纳狂揽大奖，余华的书也跟着火了起来。虽然张艺谋的《活着》对原作进行了大量的删改，但后来余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只有笨蛋才会忠于原著。哪怕改得面目全非我也不会有意见。”

除了这几部作品外，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等数部电影都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其中不少成为了国产电影的佳作，而张艺谋也毫无疑问地成了文学改编“大户”。

陈凯歌的代表作改编自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但原作一开始并不是陈凯歌喜欢的作品，他称之为“二流的小说”，因为里面两个戏子的情感纠缠不符合陈凯歌对历史、民族等宏大问题的思考。

为了实现自己想要的表达，陈凯歌找来了编剧芦苇做大工程的改编，创造了影片故事家国情怀、民族伤痛的内核。《霸王别姬》被载入影史，陈凯歌也由此成为在国际上颇有威望的导演。

在之后的电影取材中，陈凯歌也用了阿城、史铁生、徐皓峰等作家的作品，口碑却没有一直延续。《道士下山》扑街后，原作者徐皓峰在媒体的采访中总是对这个问题退避三舍，而媒体们也常常用马尔克斯的话为其做解释：“一流的小说常常拍不出一流的电影。”

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改编，往往是因为他们和原作者有着相同的历史记忆、对时代的关注和共鸣，在那些伤痕文学、寻根文学里，他们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借此实现电影艺术上的成就。

文章来源：《文学少年》 网址: http://www.wxsnzz.cn/zonghexinwen/2021/0328/10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