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无一句台词不在戏中，哪怕是很平淡的对话，戏剧冲突的风暴之眼就在其中孕育。例如，新婚丈夫倪吾诚刚刚从欧洲留学两年回来，与新婚妻子姜静宜第一次见面的对话就体现着新旧思想的深刻交锋。

这就是戏，一支银样镴枪头面对一只扎起尖刺的刺猬，平静里面的冲突在涌动。所谓“冲突”并非打架，而是触及对方心灵深处的隐秘。此处的“银样镴枪头”就是倪吾诚不远万里取回来的“科学与民主”，肤浅而非真经的经；那刺猬的浑身尖刺则是浸透了身心的封建与习俗。性格使然，心理使然，思想使然？在戏剧艺术里，这种心灵的变化是微妙的，不是用定性分析所能测量得出来的。

倪吾诚悲剧的主观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是，他曾认为“人还可以改造”，他要带姜静宜去听“蔡元培、胡适之、鲁迅的演讲，我会把你改造成一个新女性”。这，与其说是天真，不如说是愚蠢。他很快就认定，妻子“中毒太深，朽木不可雕”。然而，他还是错了，姜静宜以及岳母姜赵氏、大姨子姜静珍非但不是“朽木”，还是压在他头上的“五行山”，捆住他手脚的“仙人绳”。于是，出现了姜氏母女大战倪吾诚的三大回合：

倪姜“痰之战”：岳母姜赵氏当面的一口痰淹没了倪吾诚的“现代文明”；倪吾诚被妻子一强摁，倪氏的“科学与民主”随即就下跪投了降。

倪姜“印之战”：不管自己是怎样的鬼使神差，不管妻子是怎样的兴奋、欢乐，倪吾诚都不能不加任何解释地将一枚过期的取薪水专用图章默默地送到姜静宜的手里，其结果是让她的心灵深受伤害。但是，来自姜氏三女性的，本应是正当的抗议和批评，却变成市井最恶毒的谩骂和诅咒——“被车撞死，流氓，恶棍！”“跟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谁欺负我妹子，我一口咬断他的脖颈！”“姓倪的小子不得好死，五马分尸，大卸八块，打血扑拉，皮肤长疥，长疔，长疮，长牛皮癣……（后面的话愈加不堪，略）”。

倪姜“汤之战”：这是“印之战”的继续和逆转。面对妻子连珠炮一般谩骂，倪吾诚一针见血地指出，姜静宜的“每一句话都像刀，十句话就足以杀死一个大活人”。于是引来大姨子端上一碗滚烫的热汤，全都泼在妹夫的脸上，继而，她又抄起凳子，向妹夫砸去……可怜而又可悲的妹夫倪吾诚，这个一向标榜文明高雅的“外国六儿”，竟然使用了下作的手段，声称要“脱裤子”，以阻止大姨子砸下来的凳子。倪吾诚啊倪吾诚，你竟是一个如此“无成”，如此没有血性的非男儿！

直至岳母与大姨子相继而去，倪吾诚终究没有泯灭对“自由”的追求，把全部积怨点燃成了全剧的高潮，那就是第四次倪姜休（妻）之战，这是最激烈的高潮决战。结局正如姜静宜所诅咒的：“我学了新思想新法律，我可以奉陪到底，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让你离不成婚，还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既然如此，倪吾诚只好像祖父那样投缳自缢了。然而，命运也是荒诞的，那绳子竟然莫名其妙地断了，以至于倪吾诚慨叹一声：“人要咽气，也这么不容易吗？”

不容易的是，皮毛的文明念头岂能战胜不要廉耻的封建恶俗？

　　人物平凡但充满力量

无论如何，倪吾诚在全剧的第一次出场是令人感奋的。这个英俊少年公然对母亲宣称，“我早晚要把这些（祖宗）牌位砸烂！”他向往的是，“娘，不要让我下跪，让我站起来，走出去，去县城，去京城，去欧罗巴，去文明世界”。他清楚地认识到，“地主是寄生虫，你是，我也是，咱们不应该这样活着”。他的目标是，“国父教导我们，耕者有其田，要革命”。朝气勃勃，可爱可期，颇有几分“五四”爱国青年的精神风采。然而，在用自己的自由与幸福为代价，换来的“奔赴他所向往的文明世界”之后，返回故乡，他的宣扬和追求是“当教授，当校长”，“喝牛奶，喝咖啡，吃冰激凌，会跳舞，骑马，游泳”；劝妻子，“说北京话，最好再学英文”，“女人要挺胸走路”，如此而已。至于出国前认定的“地主是寄生虫”，“不应该”那样活着，“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等等，统统丢到爪哇国去了。就这点贫乏的武库，面对被祖祖辈辈浸染得每个汗毛孔都充满了封建恶俗的姜氏三女性的同盟，他必定碰得头破血流。更何况，他的浮泛和虚妄使他连规整自己生活的基本能力都丧失了（譬如，一顿西餐吃掉半个月的薪水），抛弃了作为丈夫与父亲的职责（家里生活拮据，儿女只能吃糨糊），唯一可以炫耀的竟然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号称自己那还没有发挥出来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潜力”。最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他原本值得人们同情的婚姻自主，生活幸福的追求，全部湮没在姜静宜有理而又尖刻，正当而又恶毒的指责之中了，因为倪吾诚不得不承认，“道义方面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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