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品背景

（一）创作背景

《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大约起源于晋朝，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时代人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最自由的。”民间故事常以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人情风俗为依托，被钉刻以显著的时代烙印，所以在魏晋追求精神自由解放的社会大环境下，产生《梁祝》这样的民间故事不足为奇。民间文化为民间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基础，民间故事也是最能对时代精神背景和社会流行风尚做出相应反馈的文学形式。

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卡门》是其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而这篇小说的诞生缘由与《梁祝》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资本主义根基逐日稳固，迎来了全新的生产力关系形式，随之而来的是人们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拜金主义的浪潮开始一浪高过一浪。作者想要反抗却找不到出路，于是通过对卡门性格率真、有恩必报、为爱不顾生死的描述，向当时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文明宣战。

（二）文化背景

毫无疑问的是，《梁祝》和《卡门》这两部风格迥异的文学作品，植根于有着独特色彩的两种文化背景，同时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塑造出了不同民族在心理建构、个性表达、意识层次、婚姻爱情观等多方面的差异。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上溯至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得人与自然呈现出紧密和谐的相处模式，这表现为人们个性中依从、被动且略显内向的民族整体心理特征，趋向友好而避免冲突，避免人为干涉自然，反对孤立追求团结一致。在此影响下，各类文学形式都表现出一项共性特征，那就是独特的主观视角和丰富的抒情色彩，作者善于通过直抒胸臆表达个人心境。从写作风格上来看，多注重抒情和写意的表达方式，且追求空灵的艺术境界，以及神似的文学神韵。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文化是海洋文化，形成了西方民族开放、进取、冒险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古希腊精神是以讴歌人的现世权利、张扬人的感性追求、扩充人的个体欲望为中心的，主张人不是被动地接受自然，而是征服和改造自然，崇尚人的力量和智慧。这使得大部分西方文学作品更倾向于肯定人作为个体的世俗生活百态和生命价值意义。

两种文化的不同，决定了两部文学作品的不同；人物形象的差异也突出了两个民族迥异的性格特征，同时也决定了虽同为富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但各自 对爱情的形象表述、对爱情的个体态度以及捍卫爱情的个体行为都天差地别。

二、悲喜情节

（一）中和之美

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政局相对稳定，故形成了持中贵和的政治思想，属于一种保守型的文化。所以中国苦戏往往是悲喜交加、较为温和的，不像西方悲剧那样，主角拥有一往无前的意志力量。在结局上会有冲突的和解，削弱悲剧色彩，将剧中血淋淋的悲剧事实转化为祥和景象，讲求中和之美。《梁祝》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中国古典悲剧。

《梁祝》中描写的是祝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求学，途中邂逅书生梁山伯，从此两人同窗共读，形影不离。同窗三年，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个女子，这种“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桥段充满着喜剧色彩。

当梁山伯得知“九妹”就是“九爷”时，他内心喜悦无比；祝父把祝英台许给马文才，这时他的悲愤与之前的喜悦形成了鲜明对比，希望瞬间崩塌，加强了悲剧色彩。

梁山伯悲痛不已，最终思念成疾，英年早逝。祝英台被迫出嫁，出嫁途中她特意绕道前去梁墓祭奠，在祝英台的哀恸感应下，狂风四起，坟墓裂开，祝英台也纵身跃入其中，最后梁山伯与祝英台双双化作蝴蝶，在人间翩跹飞舞。这种虚化的结尾，避免了生死的拷问，维护梁祝在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用外在的力量——幻化成蝴蝶，代表他们的爱情得到了永生。整个故事由喜到悲，再由悲到喜。

（二）悲剧精神

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以悲剧的故事情节为主线展开，以卡门的死亡收尾，整部歌剧中悲情作为线索贯穿了全剧。这种独特的悲剧意识根源于西方文明，“崇尚个性和自由，富于冒险和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具有批判精神、怀疑态度和否定勇气”。主角用生命去斗争，结局是冲突的白热化。

小说分为四章，主要围绕吉普赛姑娘卡门展开，唐·何塞是故事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的男主角，他被年轻美艳的卡门引诱，坠入爱河，与她一同走私，致使他被军队开除，他认为自己因卡门失去了拥有的一切，并对卡门展现出极强的控制欲。在卡门移情别恋后，唐·何塞因爱生恨刺死了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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