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和电影的关系，向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一方面，文学为电影输送源源不断的叙事母本，另一方面，则是电影驮着原著小说一路走红。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我们仍然能看到不少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

文艺圈有个说法：二、三流的小说能改编成一流的电影，而一流的小说往往难改编好，无论是《百年孤独》《了不起的盖茨比》，或者是上世纪30年代拍的《战争与和平》都不怎么成功，反倒是那些称不上一流的小说，如《乱世佳人》《教父》《肖申克的救赎》《霸王别姬》，文学原著在电影化之后反倒成就了另一个领域里的经典。据说，菲茨杰拉德在很穷的那一阵子，曾去好莱坞写剧本，被海明威痛骂堕落，后来他果然混得不好，因为他根本没有写电影剧本的才能，跨界原本就不是件想跨就跨的事。

在电影界的原创编剧还不多的年代，很多人会拿经典的文学作品和戏剧作品去改电影，但很快大家就发现了一件事：这些改编往往很难满足读者在看原著时的各种想象，因为电影太具体、太现实了，且进度飞快，无法像书那样倒回去细细品咂，所以反而将大师级的文学作品降了格，失去了大半光辉。

所以，像史蒂芬·金、雷蒙德·钱德勒这个级别的作品是最受电影青睐的。再近一些，当然也包括东野圭吾的，它们很快就接二连三被搬上大银幕，广受观众欢迎。但说实话，这些文学作品的水准向来是被学院派划在杰出之下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说过，“我认为经典文学的底线是《指环王》，再往下的是斯蒂芬·金、J.K罗琳。请不要和我提他们，他们只是通俗流行作家。”与此同时，更多的从业者总结出一套通俗小说和电影剧本之间的转化方法，这套方法被几十年的商业电影实践跟教学反复证明着，这二者的工作原则上具有相当的共性，那就是：注重快感。

电影《包法利夫人》剧照

以更外化、更戏剧化的方式来呈现原作的精神与人物的悲欢，才是电影艺术的生命力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夏布洛尔拍成了彩色片，但这部1991年的电影结出的唯一硕果似乎就是捧出了女主角的扮演者伊莎贝尔·于佩尔。可以说，正是小说本身的完美，让改编成了一个难以成功的挑战，即使掌镜者是大名鼎鼎的新浪潮旗手克劳德·夏布洛尔，也一样无法超越。夏布洛尔在影片中采用了大量的旁白，来弥补影像在表现爱玛灵魂深处挣扎方面的不足，但似乎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虽然电影《包法利夫人》仍有不少可取之处，比如对爱玛之死的场景刻画非常具有表现力，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福楼拜笔下的爱玛，作为挣扎在浪漫理想与平庸现实间的悲剧女性形象，被电影拍LOW了。福楼拜对爱玛并不以道德标准进行批判，而是在字里行间隐现着对爱玛自由意志与反叛精神的肯定。但电影对爱玛及其丈夫查理的塑造，让她的婚外情顿失应有的行为动机。于佩尔神仙般的演技，也无法拯救包法利夫人被拍成了一个难耐婚姻生活无聊而不断出轨的小妇人形象，从而使这个人物丧失了原作中对平庸生活的高度感受。另外，电影将查理塑造为一个标准的模范丈夫形象，在外任劳任怨，在家对妻子体贴备至，让原著中对其人格平庸入木三分的刻画丧失殆尽。因此，爱玛的出轨，在原著小说中可以理解为她对抗平庸生活的行为，而在电影里仅仅成为了她咎由自取并自食其果的道德污点，这点是电影二度创作最失败的地方。

电影《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剧照

影片《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改编自赫尔曼·黑塞同名小说。该怎样评价德国诗人、作家赫尔曼·黑塞？这恐怕是个困扰许多文学评论家的难题。花朵、风暴、还是岩浆？或许是浪漫派最后一位骑士？这些都不准确！秉承德国文学理性的精神，静谧而饱含哲理的语句是黑塞的剑，讴歌人类的灵魂迁徙是黑塞朝向浪漫主义的飞行。黑塞的作品是很难被影像化的，大量深沉的思辨与内心无穷的自我追问，若代之以密集台词交锋，对观众而言势必形成观影考验。谁都不能否认，电影不是用来谈哲学的，以更外化、更戏剧化的方式来呈现原作的精神与人物的悲欢，才是电影艺术的生命力。

我们来看看《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讲的什么。它是一段起始于中世纪德国一座名为玛利亚布隆的修道院中的故事。两名彼此引为知己的年轻修道士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在共同度过难忘的少年岁月后，走上各自选择的人生道路——纳尔齐斯在远离尘嚣的静寂中苦修冥想、体悟永恒，最后成为修道院院长；歌尔德蒙则在流浪生涯中，身体和灵魂经历了无数次爱情与背叛，争夺与死亡，浸透了红尘的气味，也烙下了许多细微、优美而沧桑的感触。历经千回百折的磨难后，他与自己的挚友和师长——纳尔齐斯重逢，他们最终在对方身上发现了永恒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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