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杜甫为天下文人发出的振聋发聩一呼。和平年代文人当为国家栋梁，而动乱年代文士则大都流离失所，日日处处时时忧于生计，时代对于成就一个人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一）周章旧故—闰土之缘

鲁迅与闰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一辈人，即周章两家的主仆情谊。闰土本名章运水，自其父章福庆起便在鲁迅家中为长工。鲁迅之父为官，家中颇有资财，约略有几十亩田地，由于在收获季节需要添置竹筐来装盛谷物，看重章福庆的竹编才能，便长期雇佣。

而闰土之母也是周家的一名佣人，曾多次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即《阿长与山海经》、《百草园与三味书》中的长妈妈。鲁迅家中虽为官且家境富裕，但却没有寻常富贵人家的颐指气使，反倒添了一份书香门第自来的气度不凡。

兼之阿长与章福庆恪守本分，尽职尽责，颇受鲁迅家族赏识，周家的收租等金钱相关的事宜也都由于信任常与章福庆交办。年幼的周章两人在上一辈的情分中，结识与成为幼时挚友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彼时，鲁迅的祖母过世，周家缺少人手，于是章福庆带上闰土来到周家帮忙，这也是二人最初的相识。我们在鲁迅后来所记的《少年闰土》中，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鲁迅成长于深宅大院，富贵书香人家对于子女的教管也甚为严厉，而出身于乡野的闰土便如同宅门们外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为鲁迅的生活中带来了不同于书本的生动乐趣。

如若不是闰土口中的海滨、月夜、叉猹的奇闻乐事，按照鲁迅后来学医、留学、弃医从文的人生，只怕永不会与这山野乐事有丝毫联结。而此时的章福庆一家，由于一定程度上的周家庇佑与自身勤劳朴实，生活比起寻常的农村家庭还稍有富余。未曾料到的是，这竟成为了闰土人生中最安逸的一段时光。

（二）章家变故—闰土之悲

少年时代的闰土在鲁迅笔下是昂扬的、矫健的、生机勃勃的。而自其父章福庆逝世后，章家突逢变故，本打算外出求学的闰土也不得不中断计划，为家中生计考虑，拿出农具，深耕细作，代替早逝的父亲担待家中责任。积年累月的劳作，将闰土幼时灵性消磨殆尽，只剩下本属于中年人的道道鸿沟在脸上划出的岁月痕迹。

成家后的闰土生活更加艰难，伴随着五个子女的出生，章家的生活愈加贫困。待到周章二人再次相见时，鲁迅仍旧身姿挺拔、眉眼有神，闰土却早已被贫困交加的生活折磨得不复昔日的神采飞扬。后周家搬走，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告断绝，但二人后代之间的缘分还未道尽。

1934年，绍兴天灾，闰土一家也受其波及，章家从一个勉力维持的赤贫民众变成资债负累、家徒四壁的欠债者，不得不说这是时代的悲哀。1936年，闰土因背上生疮，无钱医治，不久身亡，同年，鲁迅亦因病去世。

（三）后代有为—闰土之幸

闰土共有5个子女，鲁迅的《故乡》里闰土到周家拜访，同行的水生是大儿子，本名章启生。章启生命运更为凄苦，不同于父亲尚有一个安稳的童年生活，他生在家里最穷困的时候，其父去世后，他接替父亲扛起生活的重担。章启生患病离世后，留下两儿一女，最小的那位便是最终一定程度上改变章家命运的人——章贵。

章贵命运的转折发生1949年，即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终于摆脱赤贫者的身份，年轻的新中国不再有阶级等级之分，人人都可以在奋发有为中获取自己不凡的一生。章贵便抓住其中机遇，在时代的锤炼和机遇中，脱颖而出。

他一开始是到冬校学习，在扫盲运动中一点一点积累基本文化知识。1954年，章贵开始进入绍兴鲁迅纪念馆工作。进入纪念馆后，章贵并未停下学习的步伐，他自知文化程度低，为自我提升，便到夜校学习，接受正规的教育。勤能补拙，凭着对于文化知识的热爱和辛勤工作，章家的日子进入新时代后，已然出现天翻地覆的改变。

周章两家祖辈便渊源颇深，鲁迅在世时十分关心章家近况，命运转折此后再次降临，鲁迅之子周海婴继承父亲遗志，对于章家亦颇有挂念。1959年，周海婴与章贵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相见，言语上的契合与祖辈的渊源，情分在这时被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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