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中，严歌苓的作品文学性与电影性兼具，《陆犯焉识》《芳华》等诸多作品都被导演改编。2019年6月，由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妈阁是座城》改编的同名电影又在中国大陆上映，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是多方互文对话的过程，文学作品的主题叙事、情节构造、视觉营造、听觉艺术等与电影的镜头语言有相通之处，但是又有独属于文学的艺术内涵。在传媒时代，文学与影视的融合发展是一个趋势，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要结合媒介本身的特点。本文将从《妈阁是座城》的影视改编入手，分析严歌苓文学作品的电影性、改编电影中的文学性和电影改编的过程，以期探究文学与影视互文过程中所衍生出的新意义。

一、文学的电影性

文学是一种诉诸文字的抽象化表达，以线性思维见长，擅长心理描写，留给观众想象的空间，注重修辞描写等；电影则是依靠画面、声音的具象表达，具有时空造型特征，以视觉、听觉的呈现来占据观众的时间、空间，注重氛围场景和形象塑造等。随着信息传媒的发展进步，两者在相互渗透、融合中发展。

《妈阁是座城》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作品。与现实切合，永远是影视作品竞相追逐的目标之一。小说中，严歌苓对澳门赌场的众生赌相进行了精准描写，“人的欲望总比运气大那么一点儿，人渴望获得的比能够获得的总多那么一点儿。”[1]这“一点儿”，在赌场中被无尽放大，大到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倾覆一生。男人赌钱，女人赌感情，“赌性”是人性的一部分，都难以戒掉，不分胜负。题材敏感，力道强大的现实主义风格被嫁接到电影之中。

从剧本和改编的删改考量中不难发现，文本和电影之间互动的桥梁，建立在作者和导演的艺术考量、时代经验之上，文本与影视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共振氛围。小说对澳门景色的描绘颇为细致，画面感极强。几十年间发生的故事十分巧妙地连接在一起，蒙太奇手法的运用，在作品中极为常见。文中有大量的人物对话，更是为电影的改编减少了障碍。严歌苓的作品电影性很强，画面、色彩、光影、时空、蒙太奇等，无不显示出严歌苓对于文字镜头式的安排和组接，这也正是作家极强的影视思维逻辑的表现。

从2010年开始，严歌苓就反复强调要写“抗拍性”强的小说，不希望读者将她的文学创作与影视编剧混为一谈，更希望保持文学的纯洁性。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偏向电影化叙事的自我矫正。面对电影的冲击，很多学者对文学的纯洁性进行了反思，“我觉得电影跟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典的文学，有着自己的叙事方式的各种节奏、各种模式的文学，它是越来越远。因此，我觉得现在重要的不是提文学，而是提文学性。”[2]作为一种古老的叙事方式，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小说不可一味商业化，要在尊重自身特征的基础上表现出独属于文学的意蕴。

二、电影的文学性

电影是一门兼具艺术性和文学性的综合艺术，文学性对整部电影的艺术表达来说，不可或缺。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其文学性更强。电影《妈阁是座城》像一部文学性强的文艺片，充斥着梅晓鸥大量的心理独白，文字富有哲理性，画面清新文艺。虽然电影的文学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升，但像是紧跟原著的记录和翻拍，没有根据影视媒介本身特点，表现出独属于电影的“好”。

从叙事上来说，小说的时间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横跨到2012年，跳跃性非常大。电影的时间叙事就像一部编年体纪录片，抹平了原著小说中错时叙事造成的时空褶皱，压平了观众的观影兴趣。影片中穿插着大量以梅晓鸥为第一人称的旁白。通过旁白式心声与观众保持“互动”，借助严歌苓深厚的笔力，文学性得到了提高，但是抛弃了影视的叙事特征。作为一部关注时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困境、情感困境、生存困境的作品，小说中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探讨，电影却仅仅强调了男女关系这一感情线。

“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不同的艺术美取决于不同的形式或媒介。改编要忠实于媒介的特征。”[3]要提高电影的文学性，不仅依靠作家深厚的笔力，更要看影视团队的整体把握和创造性转换。尊重原著不是亦步亦趋，而是充分尊重各自的符号系统，又创造性地把各自的潜能发挥到极致。

三、改编是互文对话的过程

小说是作家的主体性行为，电影是导演、编剧等多方参与的集体性行为。改编是电影创作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与原文本的对话。严歌苓的《少女小渔》《天浴》等从改编思路到拍摄方式，都有她独特的风格。影片《妈阁是座城》，在陈少红、芦苇、陈文强、严歌苓把握改编大方向的前提下，众多电影创作者参与其中，才得以面世。

文章来源：《文学少年》 网址: http://www.wxsnzz.cn/qikandaodu/2021/0427/11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