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笔下的草原，有幽默的羊倌、爱写诗的猎人、弹三角琴的少年，还有歌唱家乡的老者、卖头发为孩子买黑板的母亲和待嫁的姑娘，他赞美草原的秀丽与壮阔，也讴歌蒙古族人的单纯与诚实、勇敢与善良，这里是骏马和雄鹰的领地，也是蒙古族人的天堂。如果这里只有芍药而没有牧人，没有对母亲的赞美和对祖先的怀念，那这里就没有幸福与苦难、欢快与忧伤，只剩下丰茂的草场和奔跑的群狼，那这里便不是文学意义上的草原，只剩下一片草长莺飞的荒野和恒久的苍凉。

黑龙江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同样写出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小说中，鄂温克人世代生活在崇山丛林之间，以狩猎为生，以驯鹿为伴，他们接受自然的馈赠，也要面对疾病、雷电等自然带来的劫难。他们狩猎猛兽，也直面猛兽的威胁与报复，无可避免生命的毁伤。他们处于自然的怀抱和循环之中，繁衍生息。他们相信火中有神，不向火中洒水或扔不干净的东西。他们也信奉山神，在大树上刻印山神的头像，猎人们见到这样的树要跪下磕头，卸弹摘枪。通过鄂温克人的生活，迟子建不仅写出了中国北疆的崇山峻岭、宽流大川，也写出了林海莽原间，猎手渔人的艰辛与苦难、虔诚与纯良。这片山川孕育了鄂温克人的历史与习俗，承载着他们的文化和风尚，是他们的怀抱和摇篮。现实中，鄂温克人接受了这片山川的哺育，但在文学的意义上，是鄂温克人成就了这片山川。正是由于鄂温克人的存在，让这片山川变得鲜活而灵动、神秘而深邃，仿佛有了盼望和期许，有了喜怒与悲欢，使其不再是一片边陲的旷野，而是一片承载人类信仰的秘境和寄托现代人疲惫灵魂的港湾。

所以说，要提升生态文学的创作水平，推动生态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势必要提升生态文学人物的塑造。没有成功的人物，就难以成就好作品。在当下不少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人物多是概念化的扁平人物。要塑造成功的人物，打破人与自然对立的想象和叙述十分重要，这为人物从某一类观念的传声筒回归到作品表现的中心提供了可能。

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创作，丰富的自然知识增益生态文学的魅力

与科幻文学类似，生态文学要为读者提供认识世界的功能和价值，所以，生态文学作品的知识属性非常重要。可以说，知识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生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在这方面，吉林作家胡冬林的创作比较突出。

胡冬林热爱长白山，密切关注长白山林区的生态状况，他曾长期驻扎在长白山的高山密林中，幕天席地，风餐露宿，与猛兽为邻，与飞鸟为伴，近距离观察长白山林区的各种生物。他像生物学家一样追踪动物群落，分析植物科属，与猎户交流，探寻和发现自然的玄机与奥秘。他作品中的生物知识是鲜活的，他在行走中行文，在研究中创作，用双手抚摸树林，用脚步丈量山脉，他的文字是生命在山林间的痕迹。他笔下的长白山森林，从土壤到天空，各类昆虫、游鱼、走兽、鹰隼，驳杂而丰富，共同构成了长白山大森林的生态奇观。他在呈现这些生物的性状与形态的同时，还分析他们的类目，解说它们的习性，甚至探究它们的进化过程，为读者打开了生物学世界的大门。

在散文中，胡冬林和读者分享自己与长白山各类动物打交道的经历。对于久居深山的他来说，这些动物是他的邻居和朋友。对于它们的习性和脾气，他如数家珍。寒冷湖水中的水獭和爪鲵、密林深处的山猫和狐狸、灌木丛里的紫貂和青鼬、林间枝头的星鸦和林鸮，他对每种动物的书写都带着自己的经历与记忆。读这些文章，仿佛就能随着他一起近距离地观察和感知这些森林中的精灵，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有些动物的嬉戏、求偶、狩猎，他亲眼得见，并诉诸笔端，比如松鼠大战林鸮、水獭对阵猞猁、星鸦反击金雕。有些动物的行为，他未曾见到，但动物们会在森林中留下各种蛛丝马迹。这时，胡冬林便化身痕迹学家，像侦探索骥、判官断案，根据动物的齿痕爪印、残肢断羽，分析野生动物的玩耍与欢愉、打斗与搏杀，从而用文字复盘出当时的场景与过程，还原出一幕又一幕林中大戏。比如根据地上的足印和树上的抓痕分析青鼬对野猪的猎杀，通过林中的一片雪迹想象山猫一家在雪后初霁的欢乐时光。

胡冬林通过持续而广泛的阅读积累知识，然后通过自己的感官验证或者驳斥这些知识，之后再将其呈现给读者，让读者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欣赏和感受自然的缤纷与玄妙。他对待知识和文学的认真与负责，使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具有充分的魅力和价值，值得读者的喜爱和尊重。

文章来源：《文学少年》 网址: http://www.wxsnzz.cn/zonghexinwen/2022/0411/14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