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备文学季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调研，首先就是在我们吕梁，有没有条件来做文学活动？这个条件不是指硬件和交通的条件，现在咱们高速公路很发达，住宿条件各方面都很好，这个条件指的是文学的条件，就是读者的条件。当时我完全是怀着一个对于故乡的记忆来决策的，因为在我从出生、懂事到初中、高中成长的过程里——我是二十一岁离开了吕梁，在二十一年的生活里面，文学一直伴随着我，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每个年龄段当然有不同的阅读能力和经验，它在不断提升，但是在那个年代，文学一直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上的愉悦来源。同时，也是在老家，我写下了我的第一行诗，写出了我的第一个剧本。在那个年代，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有像我这样的有文学需求和冲动的年轻人，我相信今天一定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与文学相伴。

文学是什么呢？我觉得文学首先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事的一种表达，是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的历史、传统，我们的家庭，我们居住的村庄、街道，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我们自身的生命过程中遇到的非常多的问题，遇到的非常多的难忘时刻，它会让我们有某种心情、某种心事，文学就是这种心情的一个出口，它记录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特别是激励过我们心灵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文学都是我们的起点。

我今天主要是从事电影工作，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是什么呢？有的人问，电影是不是都是小说，改编的小说？电影史上有非常多精彩的电影，都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比如说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吴天明导演的《老井》，都是根据优秀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是一个叙事的艺术，它有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塑造，和文学是相通的。但是更主要的，我觉得不是直接地去改编这些作品，而是说即使你从事的是绘画工作、音乐工作，或者说即使你从事的是电影工作，你的思维方法，其实它也是文学性的方法。

文学首先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思维能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充沛的阅读和频繁的写作，会提升我们思考的能力、思维的能力，只是未来的终端的出口不一样。而电影，比如说我们想要拍一段故事，或者说我们想拍某一种人，在酝酿的过程中，这个思维、思考的方法和文学是完全一致的。我在1998年拍我的第一个作品《小武》时，我就想拍一种新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时代在转变，社会在转型，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而来，传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际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身处在这样一个改变中的人们，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人。就好像鲁迅先生去写阿Q，或者去写孔乙己一样，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个人物。那么对于我来说，在我生活的时代，我观察到了这样一个人物，我想写一个在县城里面无所事事的人，他可能从事一个古老的职业，而这个古老的职业在变革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一开始我想拍一个裁缝，或者拍一个厨师，大家知道裁缝也好、厨师也好，自古都有人吃饭穿衣。后来我拍了一个小偷，因为小偷他有很多道德的负担，但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在这样的一个变革的时代里面，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会经历什么？整个构思的过程，其实它都是一个文学性的思维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阅读和写作来说，并不一定说，文学是指向文学的，文学它是指向一切的，它是我们人的一种光辉，我们人只有在能够表达自己，能够理解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生存处境讲述清楚的时候，我们的那种尊贵，人的那种光辉，它才能够发射出来。

我本人跟在座的很多同学一样，最初的阅读来自童年，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亲是汾阳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我父亲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小时候家里不是那么富有，但是书架上会有一些书，大部分是古典文学的，唐诗宋词、《红楼梦》《水浒传》，我父亲他当然是一个当时的“现代人”，但是他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外国文学，他非常喜欢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所以在我小的时候，还不识字，他就开始教我背唐诗。其实那个时候，我父亲教我的那些唐诗，我一句都不知道它在讲什么，但是小孩子就能记住。它完全是靠音律、靠节奏，靠那种韵律，比如说“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比如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六七岁的孩子你怎么能理解这么深的诗意呢？我父亲教我这些唐诗，也不是为了展示。今天很多家庭教孩子背唐诗，最主要的是家庭聚会的时候，要给亲友读一下，看看孩子很聪明，会背很多唐诗。我父亲就是那样一点一滴地教我，那是我最初的文字接触，我虽然不懂其诗意，但是语言的节奏、韵律埋在我心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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