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如47社，其诞生过程却和一份文学杂志有着直接的关联。1946年8月，作家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在尚属美占区的慕尼黑创办了题为《呼声：年轻一代的独立刊物》的半月刊，由里希特担任主编。该刊影响甚大。其创刊号的发行量为三万五千册，发行不到半年，销量就飙升至七万册。但是，由于该刊政治立场偏左，还对占领当局持批判立场，1947年4月被美军查封。随后，安德施专心文学创作，里希特则心有不甘，开始筹办《天蝎星座》杂志，还出版了试刊号。1947年9月6至7日，里希特邀请17位作家和批评家在慕尼黑附近召开编辑部会议，而这次聚会就成了47社的首场活动。因此，如果说47社是一个奇迹，它也是由美军的一纸禁令造成的奇迹。

赖希-拉尼茨基，是联邦德国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人称文学教皇。有民调显示，98%的德国人知道他的名字；他走在汉堡的街上，曾有被出租司机认出来的经历。有一位作家称，德国的作家，无论男女，全都梦见过他，另一位作家则效仿笛卡儿的句式写道：他评故我在。就是说，有他的评论，作家才存在。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众所周知，得到赖希-拉尼茨基赞赏的，图书销量自然飙升；被他损毁的，销量依然可观，因为人们会感到好奇。最大的不幸，就是遭遇他的漠视和沉默。的确，从1958年移居联邦德国到2013年去世，这位犹太裔波兰人（由于母亲是德国犹太人，他从小接受德语教育）在德国文坛风光了五十年，也称霸了五十年。

赖希-拉尼茨基的威望，一方面源于他为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所做的贡献。作为批评家，他占据了非常理想的批评阵地。他到德国的第一年就为德国第一大报《法兰克福汇报》撰写文学评论。随后他移师汉堡，做堪称47社机关报的《时代周刊》文学部主任。1973年，他返回《法兰克福汇报》，主持文学部栏目长达十五年。在此期间，《法兰克福汇报》加大了文学评论的力度，评论的作品从七十年代末的一千五百本书增加到八十年代末的两千本。与此同时，他启动了两个大型的文学评论项目。一个名为“每周一首诗”，一个名为“重读昔日的长篇”。“每周一首诗”发动行家撰写诗歌评论，然后刊登在周六的版面，最后以《法兰克福文集》为题结集出版。截至2016年，《法兰克福文集》已出版三十九卷，所评论的德语诗歌超过一千五百首，歌德诗歌就有一百二十五首。“重读昔日的长篇”请作家和学者围绕“小说何用？”这一核心话题，对20世纪上半叶的德语长篇进行评论。该项目持续了十年。

1988年，赖希-拉尼茨基在德国电视二台开创书评节目《文学四重奏》，由他和另外三个批评家对新书进行议论和点评。其中，他是红花，其他人是绿叶。《文学四重奏》总是在周日下午播出，收看人数高达七十到八十万，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五十万。节目对图书市场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有一本印数为五千册的新书，因为上了《文学四重奏》，最终卖出了十一万五千册。

赖希-拉尼茨基还有两项业绩可圈可点。一是在奥地利克拉根福举行的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学节，他是文学节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英格博格·巴赫曼奖的评奖核心人物。该奖是当代德语文学中最有分量的奖项之一。他的另一伟业，是在编纂了多卷本的《德语文学杰作选读》。该读本分门别类，在2002至2006年间先后出了长篇小说卷、中短篇小说卷、戏剧卷、随笔卷、诗歌卷。这是让文学经典走向大众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一言蔽之，赖希-拉尼茨基的最大功绩，在于——这是美因茨科学和文学院授予他威廉·海因泽奖章时所下的结论——“把文学变为了一桩公共事业”。

赖希-拉尼茨基成为文学教皇的又一原因，在于他的语言天赋或者说表演天赋。他不仅擅长修辞和反讽，而且擅长叙事或者说自我导演。他始终高举启蒙的大旗，坚持走群众路线，强调文学批评首先服务于大众，服务于普通读者。他不期望成为作家的朋友，他很喜欢引用歌德的名言：“打死他，这条狗，他是一个评论家！”因此，他顺理成章地扮演起古罗马时代的保民官，在评论中总是巧妙地营造出他率领众人向作家兴师问罪的场景。保民官向作家提的问题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你为什么辜负文学对你的期望？辜负众人对你的期望？跟在修辞性设问之后，往往是一个大快人心的环节：鞭笞作家。而他的皮鞭，就是他那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同时又犀利凶狠的语言。1976年3月27日，他在《法兰克福汇报》宣布瓦尔泽刚刚出版的小说《爱的彼岸》在“文学的彼岸”，告诉读者这本书“不值得读，哪怕就一章、就一页……为他好，同时也为了我们自己，希望这本书尽早被人遗忘”。赖希-拉尼茨基不喜欢的作家，几乎全是这种待遇。作家们灰头土脸，几近崩溃，读者和观众却是非常地开心。由此，赖希-拉尼茨基创造了一个奇迹：他让文学批评兼具神圣性和娱乐性，让原本具有从属性和服务性的文学批评喧宾夺主，实现了独立。读者和观众的关注点随之从批评的客体转向了批评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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