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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到个人英雄漫谈德国的文学期刊(6)

来源:文学少年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29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1795至1805年,是歌德和席勒在魏玛携手打造德意志文化辉煌的十年,也是古典派和浪漫派共同塑造德意志诗哲民族形象的十年。当欧洲大陆因为法国大革命

1795至1805年,是歌德和席勒在魏玛携手打造德意志文化辉煌的十年,也是古典派和浪漫派共同塑造德意志诗哲民族形象的十年。当欧洲大陆因为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而陷入动荡和不安的时候,德国的文人却在若无其事地追求艺术和浪漫,政治现实仿佛远在天边。出现这一奇观,不是因为他们的心态超好,而是因为普鲁士和法国签署的《巴塞尔特别和约》换来了风和日丽的十年。可是好景不长。1806年,法军长驱直入德意志地区,普鲁士被迫签署丧权辱国的《提尔西斯和约》,早已名存实亡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由此正式宣告寿终正寝。相当一批知识精英受到震动,纷纷加入针对法国的笔杆子战争。其中,哲学家费希特和戏剧家克莱斯特最为活跃。前者发表了《告德意志民族书》,后者不仅创作了宣扬古代日耳曼部落抗击罗马军队的《赫尔曼战役》(1808),而且计划出版一份题为《日耳曼尼亚》的政治周刊(该刊得名于塔西佗的同名著作,后者被当代学者称为“一本最危险的书”)。尽管该计划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而胎死腹中,但他已经为这份尚未诞生的刊物写了几篇阐述民族性和德意志传统的重磅文字,其中包括《德国人的教义问答》(1809)和发刊词(1809)。

1815年之后,德国文学出现全新一代作家。他们和不问政治的魏玛古典文学分道扬镳,他们不再言必称希腊,而是专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伯尔讷说过:“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实践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不想再写作,我想战斗”,所以他声称“把笔杆子削尖,以便可以当利剑使用。”他和当时许许多多的青年作家一样,对歌德充满厌恶。他有一句名言:“自从有了感情,我就恨歌德;自从有了理智,我就知道自己为什么恨歌德。”因此,这是投身现实、投身革命的一代作家。他们的生平和创作与政治密切相关,连他们的文学史称谓——“青年德意志”和“三月前文学”——也来自政治事件。前者来自德意志邦联议会的决议,后者来自1848年3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青年德意志被视为1848年革命的思想先驱。

是现实把这些作家逼上了政治道路。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使他们看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换来的是政治上的复辟和倒退,国家统一并实现民主的美好愿望似乎还遥遥无期;德意志邦联1819年颁发的禁止言论和结社自由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则使他们悲愤满腔,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1830年的巴黎七月革命则使他们看到了希望,也增添了勇气。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笔杆子当匕首、当投枪。其结果,就是坐牢的坐牢,逃亡的逃亡。古茨科被判一年监禁,毕希纳逃亡瑞士,伯尔讷和海涅则流亡巴黎,客死他乡。

作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文学流派,青年德意志深知报刊杂志的重要性,所以创办了多份报刊,如蒙特的《文学上的黄道带》(1835),如劳伯的《阔人报》(1833),如古茨科的《纪实文学论坛》和《德国电讯报》(1838—1848)。不过,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刊物,是发行量为2500册的《文化人晨报》(1807—1865)。而负责该报文学栏目的,不是别人,是青年德意志的死敌、文学批评家沃尔夫冈·门泽尔。

门泽尔在其学生时代也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加入了被梅特涅视为眼中钉的全德大学生协会,而且跟多数协会成员一样力争“三好”(这一理想源自希腊人崇尚的Kalos kagathos即美善合一),所以他的体育,特别是体操成绩跟他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成绩一样优秀。他跟海涅做过朋友,也跟刺杀剧作家科泽布的激进分子桑德做过朋友。1820年,他还因政治上过于活跃而被迫逃亡瑞士。但他后来转变了立场,趋向民族主义和宗教保守主义。于是,他敌视法国人和犹太人,因为前者侵犯了他的祖国,后者带来了“红色幽灵”和物质主义。他也敌视歌德,因为歌德是一个冷漠的贵族,没有爱国情怀,还反道德反宗教。

1825年,门泽尔接手《文化人晨报》文学栏目;1828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德国文学史(他属于最早一批文学史家);1831年,他进入符腾堡议会。由此,他成为一言九鼎的批评权威,人称“斯图加特的文学教皇”。他说过,批评就是“行使罗马保民官权力”,就是“有计划地对文学进行严格的宏观掌控”。1835年,他昔日的学生和助手古茨科发表长篇小说《多疑女人瓦莉》。他对这部小说充满厌恶,随即撰写了一篇声色俱厉的批判文章,谴责该书“亵渎宗教”“有伤风化”,并且声称:“只要我活在世上,就不能让这类无耻之尤玷污德国文学而不受惩罚。”果不其然,当局立刻采取了措施。12月10日,德意志邦联议会做出决议,禁止古茨科、温巴尔格、海涅、劳伯、蒙特的作品出版,并把这五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作家称为“青年德意志”——一个文学流派便由此诞生。海涅怒不可遏,立刻撰写《告密者》一文,门泽尔由此落下“告密者”的千古骂名。自认为道德、正派、爱国的门泽尔,最终却充当了当局的政治打手。耐人寻味的是,1959年,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问世后,同样遭到“亵渎宗教”和“有伤风化”的指控。不来梅市政府还毅然决然地撤回了独立评奖委员会已经决定颁发给格拉斯的不来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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