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然主义文学蓬勃兴起的时候，唯美派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针锋相对地创办了《艺术之页》（1892—1919）杂志。被称为审美原教旨主义创始人的格奥尔格，不仅坚持艺术至上或者说为艺术而艺术，而且蔑视大众和社会，把曲高和寡化为办刊原则。该刊通过会员制来限制读者范围，创刊号就在封面明确声明：“本刊面向一个封闭的、限于会员邀请范围的读者群”。因此，创刊号的印数仅为二百份，开头几期也只能在柏林、维也纳、巴黎的三家指定书店发售。这为数不多的读者一一登记注册，最后还形成了由世界各地的小众读者构成的“《艺术之页》读者圈”。这个圈子也是“格奥尔格艺术圈”的摇篮。“格奥尔格艺术圈”是德国文学史的一个神话。在这个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小团体里，格奥尔格终日被一群绝对仰慕和爱戴他的英俊少年所簇拥，大师和门徒露面的时候也常常是古代桂冠诗人的打扮。

以反民族主义、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激进姿态走上历史舞台的表现主义者，创办了不少文若其人、影响甚大的期刊。瓦尔登创办的《狂飙》（1910—1932）是最有影响的表现主义杂志。该刊群星闪烁，除了德布林、亨利希·曼、马克斯·布罗德、卡尔·克劳斯、埃尔莎·拉斯克-许勒等德奥知名作家，一些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要作家也加入撰稿团队，如阿纳托尔·法朗士、克努特·哈姆森、塞尔玛·拉格洛夫，等等。其刊名也被频频模仿和借用，如“狂飙剧院”（1918）、“狂飙画廊”（1912）、“狂飙诗歌晚会”。科科什卡和康定斯基等大牌艺术家还在“狂飙艺术学校”（1916）授过课。

由普芬费尔特创办的《行动》（1911—1932）是表现主义的又一重要刊物。该刊致力于传播左派的理想，包括国际主义理想，并试图影响有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嫌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该刊持反战、反军国主义立场，有意发表描写战场恐怖的战地书。

由施瓦巴赫创办的《白页》（1913—1920）则鲜明地体现了表现主义的青春特色。其创刊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新周报》的对立面：“正如《新周报》是老一代的喉舌，《白页》应该表达年轻一代的心声。”《白页》信仰和平主义，并努力促进民族和解。该刊在一战期间还刊发过敌对国作者的文章。

世纪之交的德国，期刊如雨后春笋，报业更是欣欣向荣。有人对柏林的报业做过这样的描述：“1900年，仅在柏林一地就有五十种报纸，总发行量为五十万份，而且几乎每种报刊都有文学专栏。1913年，柏林报刊的总发行量增加到一百万份，二十年代末增加到二百五十万份。早上有《福斯报》（发行量为75，000份）、《柏林晨邮报》（发行量为660，000份）、《柏林日报》（发行量为220，000份），中午有《柏林午间报》（发行量为155，000份）；晚上有《8点钟晚报》（发行量为91，000份）和《速度报》（发行量为112，000份）。此外，各类周报业也拥有众多的读者，如发行量为一百六十万份的《柏林画报》。”报刊的繁荣，带来了批评的繁荣，批评家的数量也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1929年，当穆齐尔的剧本《空想家》在维也纳的一个偏僻的剧场举行首演的时候，居然有两百多个批评家到场。这是批评的大众化时代，也是批评的英雄化时代。从1900年到1933年，德、奥地区的批评家可谓群雄并起，而最有影响力的是三位犹太裔批评家。他们是：凯尔，克劳斯，图霍尔斯基。

1867年生于布雷斯劳（今波兰的弗洛茨瓦夫）的阿尔弗雷德·凯尔，是多种文学报刊的评论主笔，其中包括《潘神》《布雷斯劳报》《德意志周报》和《新周报》，以及1872至1939年间德国的第一大报《柏林日报》的文学栏目。凯尔主要写戏剧评论，偶尔也评论诗歌和小说。他是一位天才的批评家，二十出头就在《文学杂志》展露才华。他也是史上最狂妄的批评家。他不仅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成为第四大文学体裁，不仅认为批评家应该和作家平起平坐，他甚至认为批评家技高一筹才正常，才合乎逻辑。“如果我们不是更好的艺术家，艺术家凭什么尊重我们？”这是他的名言。他还说：“剧作家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剧本。作家把它变成一篇文章。我把它变成一句话”。毫无疑问，在凯尔身上，文学批评的艺术化可谓登峰造极。他对自己的写作目的也直言不讳：“写评论是为了什么？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公众，不是为了评论对象。”他还深信他的评论比他所评论的作品更加不朽。

凯尔的文笔华丽、俏皮而又一针见血。他令作家和戏剧家们感到畏惧，但很受公众喜欢，是路人皆知的“摩西旗下的文学教皇”。这里说的摩西，是指出版商鲁道夫·摩西，《柏林日报》的创办人。凯尔的巨大声望止于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的书被列入纳粹公布的第一批焚书书单，他也属于第一批被褫夺德国国籍的犹太人。随后他流亡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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