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该刊的主笔都是生活在魏玛地区的文化巨匠。除了歌德、席勒，还有赫尔德、荷尔德林、福斯、大施莱格尔，以及哲学家费希特、教育学改革家洪堡、历史学家卡尔·封·沃尔特曼，等等。他们既写评论，又发表自己的作品。《季节女神》刊发了歌德和席勒的多种重要作品，如歌德的《童话》和《文学上的平民主义》，如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其次，《季节女神》的刊名来自希腊神话。这一方面表达了希腊在创刊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则显示出捍卫文化的意愿。因为季节女神是奥林匹斯天庭的门神，她们通过操控云雾履行自己的职责：关门是乌云压顶，开门则是云消雾散。魏玛的季节女神守护着一个精神王国。再者，《季节女神》旗帜鲜明地聚焦艺术和学术，与社会保持距离，避谈政治和宗教话题。其良苦用心，在于避免纷争、保持和谐。而该刊的宗旨就是要把整个的文化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席勒创办《季节女神》，不无“救国”或者“曲线救国”的意识，因为他怀有文化立国的宏大志愿。他和创办《德意志信使报》的维兰德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法国人有巴黎，英国人有伦敦，其文化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德意志大地却是四分五裂、群龙无首，怎么办？很简单，文化立国。这是席勒、歌德、维兰德的共同想法。因为：有了达到雅典和伯利恒高度的文化，伦敦和巴黎就不在话下，德意志民族就不需要伦敦，不需要巴黎，甚至不需要国家。而且，这是近在眼前的目标。维兰德说，魏玛是伯利恒；歌德也说，魏玛是伯利恒。歌德还说，小国林立的德国，就像遍布城邦的希腊；德国恰恰因此而伟大。席勒的豪言更是掷地有声：德意志帝国灰飞烟灭，德意志精神永世长存。我们创办的《季节女神》，就是文化民族的栖息地，就是文化民族的活动空间。通俗地讲，文化民族的意思就是：有了魏玛，伦敦、巴黎不在话下；有了文化，我们什么都不怕。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精神胜利法，而精神胜利法就是理想主义或者唯心主义——德语里这两种说法是一个词：Idealismus——的核心。它是魏玛古典文学为德国文化留下的永久遗产。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联邦德国的知识界围绕德国应该实现文化统一还是政治统一的问题展开争论的时候，文化民族论还占据上风。尽管后来的两德统一使该论点不攻自破，但魏玛古典文学对后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由此可窥见一斑。

《季节女神》于1797年停刊。由于其极大的榜样力量，后世多次出现同名刊物。现存的《季节女神》是一份“文学、艺术和批评季刊”，由德国作家库尔特·莫拉维茨于汉诺威创办。该刊受到下萨克森州府和汉诺威市府的资助，并多次受到表彰，其中包括阿尔弗雷德·凯尔批评奖。

《神殿前门》（也音译为：《普罗庇累恩》）是歌德在1798年与画家、艺术史家海因里希·迈耶合办的一份有关造型艺术刊物。该刊的宗旨，在于为艺术家提供理论指导，并提高公众尤其是艺术赞助者的艺术趣味。刊物的主笔是歌德本人和迈耶。歌德借此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文艺思想。此外，歌德还常常借古喻今，一面褒扬古典主义艺术，一面贬抑正在蓬勃兴起的浪漫主义艺术。但最终成效有限。该刊也因订户日益减少而被迫在两年之后停刊。

德国的浪漫文学思潮几乎与魏玛古典文学同时兴起，只不过浪漫派都是青年人，古典派都已步入中老年。早期浪漫派还跟魏玛古典文学大师共处一隅，因为他们常常在席勒的常住地耶拿聚集，而耶拿和魏玛之间只有二十公里的距离。所以，早期浪漫派也叫耶拿浪漫派。1798年，施莱格尔兄弟创办《雅典娜神庙》。这是浪漫派兴起的标志性事件。这份在柏林印刷和出版的刊物也成为浪漫派的机关刊物，其撰稿人几乎全是浪漫派的核心作家，其中包括诺瓦利斯、蒂克、大小施莱格尔夫妇，还有哲学家谢林和神学家施莱尔马赫。《雅典娜神庙》虽然一共只出了六期，1800年就已停刊。但是它刊发了早期浪漫派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弗·施莱格尔的《断片》和诺瓦利斯的《夜颂》。它对早期浪漫派的阵地意义也不容低估。

小施莱格尔是作家、哲学家，同时也是批评家。他不仅写了多篇堪称典范的长篇文学评论，而且对文学批评做了诸多元思考，留下许多发人深省的语录。他说过，批评家的职责就是“杀死文学中的行尸走肉”；他还说过：“评判诗歌，还有谁比诗人更不合适？”他还有一句名言：“诗只能接受诗的评判。一个艺术判断，如果它本身不是一件艺术品，它在艺术王国就无法享受公民权利。”这条鼓励批评艺术化的语录尤其影响深远。因为，从批评的艺术化到批评的自主化，只有一步之遥。批评家一旦跨越这一步，就不再以翻译和阐释为己任，不再以伯乐相马为己任，批评活动随之变为炫技和自我表演，最终还能抢夺作家的风头。这是一个奇迹，德国文学史上后来的确降临了这样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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