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凯尔，常常拿自己的高寿来炫耀或者调侃。他的一句名言就是：“人终将一死，但死法未知，也许我死于中风。”1948年，他在汉堡的一家剧院看演出时果真中风。为了摆脱中风带来的巨大痛苦，他果断地服用大剂量的安眠药，由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7年，德国书业交易协会设立阿尔弗雷德·凯尔奖。凯尔的名字可谓永垂不朽。但他依然是争议人物。当代著名剧作家罗尔夫·霍赫胡特就愤然曰：“他在活着和死去的作家身上寄生了整整六十年！”

1874年生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地区的卡尔·克劳斯，其毕生事业与《火炬》杂志（1899—1936）紧密相连。这是一份堪称孤本的杂志。该杂志由克劳斯本人创办，发行量为三万册，一共出了九百二十二期。除了头两年，他自己是杂志的唯一撰稿人。他在《火炬》杂志一方面发表自己的作品，主要是他的五幕悲剧《人类的末日》，这部鸿篇巨制和《火炬》杂志就算他毕生之作。另一方面，《火炬》杂志是他针砭时弊的阵地。他所看见的一大时弊，就是语言的堕落。所以，他反对套话，反对一切的假大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当德国媒体吹嘘德军的行军囊里可以没有剃须刀、但不能没有《圣经》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时候，他用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戳破了这语言的泡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共才印刷了多少本？纳粹上台后，他在剧本中大谈一个“诗哲民族”如何变成了“夭折民族”。茨威格称他为“毒舌大师”，他也因此树敌无数，包括弗洛伊德、施尼茨勒，还有他的同行冤家凯尔。凯尔对这位孤胆英雄也有一个绝妙的评论：“卡尔·克劳斯的背后没有一个宗教或者一个体系或者一个党派做后盾，卡尔·克劳斯的后盾总是卡尔·克劳斯，也只有卡尔·克劳斯。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一个单人教会，他一人身兼上帝、教皇和追随这一信仰的福音派教士和组织。”马克斯·布罗德则认为，克劳斯的成功秘诀就是“澎湃的激情加无聊的文字游戏”，奥地利小说家安东·库则骂他是“查拉图斯特拉的猴子”。

不过，克劳斯也是一个粉丝无数的语言天才、语言明星。犹太裔英国德语作家、1981年的诺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其自传《耳中火炬》回忆了昔日在维也纳听克劳斯朗读的场面。他写道：“听过他朗读的，不再想进剧院。和他相比，剧院索然无味。他一个人就是一出完整的戏，但却更好看。这个世界奇迹，这个怪物，这个天才，他有一个平淡无奇的姓名：卡尔·克劳斯”。卡内蒂本人也是克劳斯的粉丝。他的自传取名《耳中火炬》就是为了向克劳斯的不朽杂志致敬。在因斯布鲁克出版的表现主义杂志《布伦纳》（1910—1954）同样通过刊名向克劳斯表示敬意。布伦纳（Brenner）既指意、奥交界布伦纳山口，也有高举火炬的意思。

克劳斯于1936年死于维也纳。

1890年生于柏林的图霍尔斯基，年纪轻轻就已展露批评才华。十七岁的他，已在讽刺画报《调皮鬼》（1872—1932）杂志发表了讽刺德皇威廉二世的文章。他是公认的二十世纪的海涅，有着海涅式的犀利和俏皮。早年曾给多份报刊撰稿，如《福斯报》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他的批评生涯则与《世界舞台》周刊（原名《戏剧舞台》）息息相关。

《世界舞台》由戏剧评论家齐格弗里德·雅各布松创办。1926年，雅各布松去世，杂志由图霍尔斯基接管。由于想专心写作，他就把主编职位移交给和平主义者、左翼作家卡尔·封·奥西茨基。图霍尔斯基是一个多产的、精力极其旺盛的批评家。在其批评生涯中，他一共发表了三千篇文章，其中一千六百篇发表在《世界舞台》。既有文论，又有政论。他一共有四个笔名。

作为文学批评家，他一共评论了五百部文学作品。他在《世界舞台》开辟了一个题为“床头柜上”的文学栏目，每期都发表两到三篇评论文章。对于文学，他充满激情。他说过：“你要么读一个女人，要么拥抱一本书”，所以他无意，“充当文学小教皇”。他对两位现代派文学大师——卡夫卡和乔伊斯——的评论也传为佳话。他属于最早发现卡夫卡的批评家，早在1913年就高调赞其《观察》。卡夫卡的《审判》出来后，又被他誉为“这些年来最恐怖、也最有冲击力的书”。他对乔伊斯则很不感冒，直言“《尤利西斯》有长篇累牍的枯燥描写”，他还把《尤利西斯》比喻为化学家李比希发明的浓缩肉汁，意思是：“没法吃，但还是可以拿来做各种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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